老二哲学 (第2/3页)

同程度的人了解佛法，更努力接引青年佛子，教导他们中文写作，阅读佛经。每次到各地乡镇弘法以前，我总是将台词写好让他们背熟，而他们也都能不负所望，在台上表现得可圈可点。慈庄、慈惠、慈容、慈嘉……乃至目前在教育界的郑石岩、林清志等，数十年来弘法不断，都是在那时种下了菩提幼苗，如今他们不但自己花果满树，同时也在各地撒播种子。慧定法师的朝元寺、如学法师在世的师子会等，我都曾用心为他们作幕僚策划。我觉得只要有机会为众谋福，不必计较你我，甚至在幕后默默工作也很好，重要的是，大家是否有一份为教为众的共识。

    一九五四年起，我曾经参与高雄佛教堂的筹建工作十年之久；落成后，我推举月基老和尚任住持，自愿在他底下担任监院。当时一心只想从旁辅佐，让寺务健全起来，使更多南部人士均沾法益，所以不计劳苦，南北两地奔波。无奈内部人事复杂，大家都争着要做“老大”，因而争执频起，我观察分析，自觉势不可为，所以告辞离去。但月基法师建设栖霞精舍，他任住持，我仍做老二，直至他圆寂。之后我不但不去做老大，连老二都放弃。

    在苍茫的暮色中，我徒步走到高雄车站，回忆十年间，眼看着矮屋高楼平地起落，沧海桑田变化无穷，深深感到世事的兴衰看似无常，其实还是有一些常规可循——如果自身有不败之资，即使是外患交乘，也能继绝存亡，否则，尽管是因缘殊胜，终将步入穷途。无论是富国也好，兴教也罢，都和“人”的思想正确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必须从根本“树人”着手，才是长治久安之道。

    基于当时在北部法缘益广，应酬日多，无法专心办道兴学，所以几经考虑，决定告别繁华的台北，转往南部偏僻乡间办学招生，授以正统的丛林教育。那时外省僧侣住在北部，都是神通广大，住在南部的人，好像矮了半截，只有以“老二”自居。但佛光山的毕业生数以千计，目前都在各地弘法利生。回顾位居市区要津的台北佛教界，甚至高雄佛教堂，三十年来却是纷扰不断，至今有寺无人住持，当年的信徒也都四散他方，只有徒增兴叹。

    我不仅热心僧伽教育，也积极从事社会教育。一九六四年，我与南亭、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发起筹建智光商工学校，并推举南亭法师为董事长，感谢他几次推让后，终于答应就任。可惜当年的君子之风，却没有泽及后人，目前的主事者竟然处心积虑地欲将我这个创校董事除名于外，抚今追昔，对于今人否定前人努力的心态，连“老二”也要除之而后快，安能妄想老大？

    由于顾虑到贫苦的山区民众就医不便，一九八三年，我们首创“云水医院”，每天用车子将医护人员载往偏远的乡间，为贫苦的山民诊疗，而且为病患洗澡擦药，整理居家环境，做尽“孝子贤孙”的工作。因为做的都是卑微的“老二”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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