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二十章 茶官榷 (第3/3页)

付的，如此一来，搞得一些园户入不敷出，只能靠“贴田卖屋”来抵偿，无疑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和从业风险，

    其次茶商们和官府做生意往往会处于劣势，为了得到新茶，就得到处巴结送礼，而且官府每年都会根据市场来调节茶的价格，大头都被官府拿走了，剩下的利润又太薄了，所以茶商们缺乏积极性。

    官府很聪明，不管怎么样，它都是稳赚不赔的。但排除六务十三场的管理成本，运输成本，仓储成本，损耗成本，还有打击走私的执法成本后，细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    由于市场活力不足，所以往往是供大于求，茶叶积压严重。在赵昕看来茶官榷于官、于商、于民均有诸多弊端，就是一个三输的局面。

    宋仁宗当政时，围绕废罢茶官榷的问题讨论了好几回，景祐三年，时任权叛户部勾院的叶清臣给宋仁宗算了一笔账：在景祐元年一年内，官府所获得的的茶息是59万贯，茶租是34万贯，但官府从茶商处收的税却高达57万贯，于是叶清臣建议改官榷为通商，如此一来官府不但节省了成本，而且光是收税就能获得几倍的收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    但不知道怎么得，一帮大臣们研究了好长时间，都以为不可行，所以废除茶官榷的动议只能搁置下来。

    庆历三年，朝廷又开始讨论“弛茶盐之禁。”但当时的一把手范仲淹却认为眼下朝廷政缺钱呢？把茶禁放开，等同于让利于商，朝廷缺了这项收入，最后还是会分派到农户的头上。范仲淹本着“与其害农，还不如对商贾加以控制！”

    所以即便是商业发达的宋代，重农抑商的思维惯性还是根深蒂固的。

    等到庆历四年，朝廷财政宽裕的时候，范仲淹却早已被贬出京城了，正是应了那句话：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！”

    有些事情一旦错过了，便再也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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