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67章 改革双刃剑 (第2/3页)

，揭示出另一条路，在工商发达之地，役银可转化为一种「用工成本」，由雇主承担，再通过税收杠杆调节。

    这不单单是徵税技巧。

    这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，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时，朝廷与百姓之间的「责任」与「义务」，该如何重新界定？

    农民有田，故以粮、役报效朝廷。

    工人无田，受雇於坊主，其「役」的责任，是否应随雇佣关系转移？

    蔡言的做法，实际上默认了「雇佣关系」对传统个人义务的承接。

    而税收抵扣，则是朝廷对雇主履行这份「社会责任」的补偿与激励。

    苏泽坐下，重新铺纸。

    他写下「雇工役银转移」六字，又在旁注「税收抵扣」。

    接着，他画了一个三角：

    顶点是「朝廷」，左下是「雇工」，右下是「雇主」。

    雇工对朝廷有役的义务，但通过雇佣关系，将义务转移给雇主。

    雇主履行义务後，朝廷通过税收优惠给予补偿。

    三角平衡，三方皆安。

    但这平衡背後，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可能：

    既然雇主的「代役银」可被视为一种对雇工的「社会保障」（免役即是保障），那麽朝廷通过税收激励雇主承担此类义务，是否可推广至其他领域？

    比如，雇工伤病，雇主是否应承担部分救治之责？

    若朝廷以税赋优惠，鼓励雇主为雇工提供此类保障，是否可行？

    苏泽笔尖顿住。

    他想起了原时空的「五险一金」。

    那正是通过立法，强制雇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障费用。

    大明如今当然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。

    但吴县的实践，提供了一个雏形，利用税收工具，引导雇主承担部分社会义务。

    一条鞭法，或可不止是「役折银」。

    在工商发达地区，它或可化为一个框架，将百姓对朝廷的部分义务，转化为雇主对雇员的保障责任，朝廷则以税收减免作为回报。

    如此，朝廷减轻了直接救济压力，雇主获得了稳定用工，雇工得到了基本保障。

    苏泽在纸上写下「税赋引导，雇主担责，雇工得保」十二字。

    他意识到，这已超出赋役改革范畴，触及「国家一雇主一个人」三方权责的重构。

    但这想法太超前。

    如今的一条鞭法，尚在试点阶段，连「役折银」尚未全国推行，何况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会保障体系？可超前，不代表这件事不能想。

    近代国家之路，其实就是一条福利之路。

    不是施舍，是权责的重构。

    农人靠地，朝廷便收田赋。

    工人无地，靠手艺吃饭，朝廷如何取？又如何予？

    吴县的「抵扣」，是个粗糙的模子。

    但吴县经验也说明，或许朝廷可立法，让雇主为雇工的伤病、家庭福利支付一部分钱。

    朝廷则以减税为报。

    这般一来，百姓便觉出不同。

    从前，朝廷是收税的，是征役的，是遥远的「官府」。

    如今，它通过雇主，让人在病时，能得一份接济。

    这钱虽微薄，却是个凭证。

    这说明，任何一个普通的百姓，不再只是完粮纳税的「丁口」，而是被记着一份「帐」的「国民」。国民福利，不是白来的饼。它是契约。

    你出力建设这个国，国便在你力竭时，托你一把。

    这托一把，便是认同的开始。

    苏松的织工、景德镇的窑工、九江的船匠，他们领了这钱，便知自己与这片土地、这个朝廷，有了实在的牵连。

    这便是国族意识的萌芽一一利益攸关，休戚与共。

    更重要的，是「人民」二字，从此有了分量。

    福利体系，让「人民」从模糊的众生，变成一个个有记录，可计量，被承诺的个体。

    朝廷的帐簿上，不再只有田亩和丁口，还有谁家坊主，为多少雇工缴了「保银」。

    这便是人民主体性的证明一一你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者，你是这国家运转里，一个被承认、被计算的环节。

    当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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