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68章 反转再反转 (第3/3页)

条鞭法，他去介休就是带着预设立场去的，到了地方又只听信官员和士绅的汇报，这是御史本职工作的失职。

    对於追责王国光，都察院内并无异议。

    但是韩楫的事情又不同了。

    韩楫的工作也是很细致的，他和吴县的工厂主和雇工都有接触，他的奏疏所言的也都是真的，吴县县令，确实是挪用了本该徵收的商税，来保障折役银的徵收。

    如果说，介休的事情好定性，就是一个坏人假借正确的名义，通过错误的手段，达成了一个错误的结果。

    可吴县呢？

    是一个正确的目标，通过错误的手段，达成了正确的结果。

    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朝廷要如何处理？

    那韩楫的汇报也没有不当的地方，顶多说倾向性比较明显，如果因为这个被追责治罪，那都察院谁还敢办事？

    紧接着，讨论的圈子又扩大了。

    这两份奏疏，两份密奏公布之後，加上介休和吴县这两位县令实在是太有「新意」，对於事件的讨论开始扩散。

    各大报纸也加入了进来。

    而报纸的讨论话题，也很快从单纯的吏治问题，扩展到了更深的话题。

    比如「徭役」到底是什麽？

    首先发声的是《江左雅报》。

    这家报纸的笔杆子多出身江南传统士绅，维护的也是原本大明的那套乡土秩序。

    所以《江左雅报》的立场最为激烈。

    其头版社论题为《役有常经，不可妄改》。

    文章开宗明义，引用圣贤之言，强调「古者使民，岁不过三日」，力役之徵本是「王政之常」，目的在於「明上下、均劳逸」。

    文章认为，将力役折为银钱（代役银），已是权宜之计，意在「便民输纳」。

    但吴县蔡言所为，竟允许工坊主为雇工代缴，并以此抵扣商税，这彻底动摇了根本。

    「此例一开，力役之徵名存实亡！」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，这会导致两大恶果：

    一是混淆了「四民」本末，商人竟可通过银钱彻底免除国家正役，长此以往，谁还安心务农？二是官府征役的权力被「售卖」给私人，朝廷威严何在？

    至於介休的乱象，文章则一笔带过，归咎於「吏治不修，宵小作祟」，认为整顿吏治即可，无需质疑代役银本身。

    《江左雅报》是老生常谈。

    但是这一次，一向比较温和，而且紧跟着朝廷主流舆论的《商报》，却刊登出一篇爆论！

    这篇文章，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：

    「商税既纳，何复征役？」

    报纸上追溯徭役的来源：

    「旧制，城乡徭役有别：乡野之役，修水利、筑道路，取之於乡用之於乡。」

    「而市民之役，如衙门皂隶、驿传递送、官仓看守等，实为补地方官府人力物用不足。然自朝廷开徵商税、推行「吏科试」制，府县已可募银雇吏，日常公务渐离民役。」

    接下来，这篇文章追溯到南宋的徭役制度。

    南宋时，临安等大邑曾行「免行钱」，商户纳钱代役，终罢市民力役。

    今大明商税之制已立，若仍以「抵税」之名征役银，不过折绕旧弊。

    官府既收商税，便当效仿古制，明文废止城市「行役」，令商民专心货殖。

    《商报》直接提出城市居民免役的说法，因为他们承担的义务，已经被《商税》承担了，那为什麽朝廷还要重复徵税？

    接下来，《商报》又进一步延伸，这一次不再是普通城市居民，而是扩展到了进城务工的雇工身上。「吴县之法，令坊主为雇工交代役银，然雇工多离乡入城，常年务工。今城市既征商税、雇工亦纳市税，再以「役」为名征银，理据俱失。」

    最後，这文章还搬出了苏泽的「名实相副」，也就是权力和义务相当的理论：

    「一条鞭法意在简化税役，然若未辨城乡本源，恐成新旧杂糅之弊。商贾非抗朝廷法度，但求名实相副：商税既纳，市民役银当免；雇工既离乡土，城役亦不当征。」

    此文一出，石破天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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