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76章 瑾倡天下学 (第2/3页)

贵，岂能与夷狄之徒混杂？此非但淆乱学统，更恐滋生事端，有辱斯文！至于译书之费、建馆之资，如今各处用度浩繁，水利、边防、赈济，在在需钱，岂可浪费于此类不急之务？”

    反对之声，大多集中在“华夷之防”、“道器之辨”、“泄密之虞”、“耗费国帑”以及“淆乱学统”几点上，代表了朝中相当一部分，尤其是清流、保守派官员的普遍忧虑。

    李瑾神色不变，静静听着。待反对之声稍歇，他方才出列，向御座上的武则天行礼，然后转身面向众臣，声音清朗而坚定：

    “诸公之忧，瑾非不知。然，诸公只见其弊，未见其利，更未察当今之世，已非昔年可比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殿中诸臣：“华夷之辨，首在文明高下，而非血统地域。 我华夏文明，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，正在于其有包容并蓄、与时俱进的胸怀。战国时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国势大张；汉武时，张骞凿空西域，引来苜蓿、葡萄，增益民生，此皆善用‘夷’长以强‘夏’之例。佛学自天竺而来，初时亦被视为‘夷教’，然经数百年融合，已成我华夏文明之重要组成部分，滋养文学、艺术、哲学，其功岂可抹杀？今之天竺算学、大食医药、波斯工巧，安知非他日之佛学，可补我文明之阙？”

    “道与器，本非对立。 圣人制器尚象，以利万民。无器，道何以载？无百工之巧，无格物之实，何来社稷之安，民生之富？去岁关中大地震，若无‘格物’之法指导抢险防疫，以工代赈，焉能迅速恢复？此‘器’之用，关乎万千生灵，岂是‘小道’？学问之‘道’，亦当包容这利国利民之‘器’。固守陈说，鄙薄实学，实非圣贤本意。”

    “至于泄密之虞，” 李瑾语气转肃，“奏疏中已言明，核心技艺，关乎国本军机，自当严加保守，此乃国之常情，亦为诸国通行之则。然，通用之学，如基础算数、农桑要略、普通工巧、寻常医方，传播于世，有利无害。彼等学去，可改善其民生，促进其生产，其地物产丰盈，商路方能更畅，于我贸易亦有大益。且我输出者，多为整理、系统化之知识，彼纵使得之，欲追我步伐，亦需时日人才。而我，却可借此交流之机，系统获知彼方所长，取长补短，始终领先一步。此乃以我之有绪，对彼之无序；以我之系统，对彼之零散，何惧之有？闭门自守，固然无泄密之虞，却也断绝了获知外界新知的可能，犹如盲人行路，岂能久安？”

    “耗费国帑，更是短视。” 李瑾继续道，“译书、建馆、延师，所费看似不赀。然学问流通，知识汇聚，其利长远。一良种可活万人，一良方可救千命，一良法可省亿兆工。今日译一书，明日或可启发一巧匠，改良一器械，增益百倍之利。且学问流通，可扬我国威，增我声望，使四方才俊心向长安，此等‘软实力’，岂是金银所能衡量？况且，译馆所出之书，择其精要刊印，亦可售于市，反哺开销。‘天下学馆’若能培养出通晓番情、善于交涉之才，于邦交、商贸大有裨益，其价值又何可估量？”

    “淆乱学统，更是过虑。” 李瑾看向那位担忧“有辱斯文”的官员，“学问之道，贵在求真，贵在明理。国子监、太学，自当以经史子集、圣贤之道为本，培育治国之才。然，除此之外，天下学问何其广博？设‘天下学馆’，并非取代国学，而是补充、拓展。士子于国学明经义、修德行，于‘天下学馆’增见识、广见闻，知天下大势，晓异域风情，通实用之技，如此，出则可为能臣干吏，处则可为博雅君子，岂不美哉？且学馆之中，我为主，彼为客，规矩由我定，学问由我择，何来淆乱之说？正可借此机会，以我华夏文明之正道，影响、引导外邦学子，使其知礼仪，慕王化，此乃润物无声之教化，胜于百万雄师。”

    李瑾一番话，条分缕析，既回应了质疑，又进一步阐明了“天下学”的深层考量——不仅仅是知识交流，更是文明影响力的拓展，是人才战略的布局，是国家“软实力”的构建。

    殿中一时安静下来。许多官员陷入沉思。李瑾所言，虽与某些传统观念相悖，但结合近年的所见所闻——格物之利、博览之盛、留学生之潮、译场之忙——似乎又确有道理。这个时代的大唐，本身便有一种自信、开放的气度，只是这种气度需要有人用新的理论去阐释和引导。

    “陛下，” 宰相狄仁杰出列，声音沉稳，“老臣以为，司徒所言，实乃老成谋国之见。当今之世，我大唐如日中天，四方来朝。然，欲保此盛世于长久，非仅恃兵甲之利，更需文明之盛、人心之向。主动倡‘天下学’，广纳博收，既显我天朝上国之自信胸襟，又可集思广益，取长补短，使我文明永葆活力。至于所虑诸弊，司徒已有周全应对之策。只需立法度，明规矩，严把关，自可趋利避害。此事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臣附议。”

    李昭德等一批较为开明、或与李瑾交好的官员也纷纷出言支持。他们认为，在保持核心优势的前提下，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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