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5章 新思潮涌动 (第2/3页)

官员私邸，乃至通过手抄本和小范围传阅的“私论集”，悄悄传播着。虽然尚未形成公开的政治团体或宣言，但一种批判现实、要求变革的思潮，已经在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中酝酿、发酵。

    其次，是对传统儒家经典和价值观的重新审视与质疑，开始浮出水面。 公立图书馆提供了接触不同典籍（包括一些非主流的诸子百家著作）的机会，廉价印刷使得各种版本的经典和注释得以流传。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，开始跳出汉唐以来占据主流的经学注疏传统，尝试用自己的理解来解读经典，甚至提出不同于官方正统学说的观点。

    一位名叫陆淳的隐士，在洛阳刊印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名为《论语别裁》。书中，他大胆地质疑了某些历来被奉为圭臬的朱熹（此时尚未出生，此处借用后世概念，意指当时权威注疏）对《论语》的阐释，提出应更注重孔子言论的实践意义和时代背景，而非一味追求微言大义。例如，对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他提出了一种在当时颇为惊人的解读：此句或有断句之误，或为特定语境下之言，非孔子愚民之本意，孔子倡“有教无类”，正是要使民“知之”。此言一出，虽未引起大规模公开论战（因其流传范围尚小），却在一些思想激进的年轻士子中引起震动，有人斥为“妄解经义，惑乱人心”，也有人暗中叫好，认为“陆氏之说，颇合情理”。

    更有甚者，一些接触过佛道思想，或对“格物院”所倡导的实证精神有所了解的士人，开始尝试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。一本在长安地下书坊秘密流传、作者署名为“西山野客”的小册子《问古》，言辞更为犀利。书中不仅质疑汉代以来“天人感应”、“谶纬神学”的虚妄，甚至对儒家经典中某些涉及天道、性命、鬼神的内容，也提出了基于常识和理性（虽然还很朴素）的疑问。书中写道：“圣人亦人，其所言所行，固为万世法，然岂能字字珠玑，句句合乎万世之情？三代之制，适于三代，岂能一成不变以绳今世？今格物院以实测验算，可知风雨雷电非关天神震怒，农桑丰歉系于人力天时。则治国安邦，亦当求实理，察实情，行实事，岂可一味泥古，空谈仁义？”

    这种带有朴素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的思考，虽然零星、隐晦，且面临巨大的正统压力，但其出现本身，就预示着思想领域的坚冰正在出现裂痕。

    第三，是伴随着工商业发展和对外交流而来的、对“本末”、“义利”、“华夷”等传统观念的冲击。

    一些为工商业辩护、强调“通商惠工，富国强兵”的言论开始增多。扬州一位与海商关系密切的文人，化名“海客谈瀛”，在私下流传的文稿中，详细记述了海外诸国的物产、风俗、制度，并大胆提出：“天朝物产丰盈，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。然有无相通，则两利；闭关自守，则两损。市舶之利，可充国库；异域奇技，可资我用。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强赵，今岂可固步自封，以天朝自矜，而鄙四方为蛮貊？” 这种强调交流、务实求利的观点，在东南沿海的商人、工匠和部分地方官员中，颇有市场。

    关于“义利之辨”，也不再是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简单二分。有士人在文章中为合理的“利”正名，认为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但使利己而不损人，利私而亦利公，何害于义？若空谈仁义，而民困国贫，仁义焉附？” 这种思想，与朝廷鼓励工商、讲求实效的政策隐隐相合，但也触动了儒家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神经。

    第四，一种朦胧的、对更平等社会关系的向往，也开始在个别激进的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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