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章 步履蹒跚的探路之役 (第3/3页)

一鸣在心中默默计算了一番，开口问道：“这两个队加起来有五十多户吧？”

    “五十五户。二队是二十三户，八队是二十二户。”李大胆回答道。

    “五十五户，也有三百口人了，行吧，总比没有强。”李一鸣轻叹一口气。

    “什么叫总比没有强？能有这五十五户就挺不错了！”李大胆一瞪眼，接着说道：“就这五十五户，还得靠生产队长去做工作呢！”

    李一鸣本以为，包产到户这种事情必然会广受欢迎，特别是到了基层，只要振臂一呼，肯定是从者云集。

    但事实看来，好像并非如此，即便是在基层，依旧有着极大的阻力，即便是李大胆这种二十多年的资深大队书记，也只能在最心腹的两个生产队去推行包产到户。

    这毕竟是1978年的春天。

    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会认为，1978年改革开放扬帆起航，农村立马就开始分田单干，把土地一分，次年就是大丰收，人人都能吃饱饭了。

    实际上整个过程经历了五年的时间，期间经过了大量的讨论和探索，政策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推进。

    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农村新政里，明确规定“不许分田单干，不许包产到户”（注1）。

    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，在1979年春耕以前，全国很多社队早已经开始实行包产到组，有个别偏远地区开始实施包产到户。甚至在中央命令“两个不许”的情况下，仍有省份以试点的名义，对包产到户开绿灯。（注2）

    当然也有省份是不支持包产到户的，比如东北地区，人均耕地面积大，机械化耕种比例高，包产到户的话，耕地就划小了，不利于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。

    这个政策一直持续到1980年的9月27日，国家印发了当年的第75号文件，文件中提出“因地制宜，分类指导”的方针，其中特别推荐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，也就是承包（注3）。从此以后农民承包土地，就有了政策依据。

    随着政策的松动，开始实施“包产到户”的生产队越来越多，更有很多地区更进一步，分田单干，实施“包干到户”。但政策方面仍然没有松动。

    直到1982年，政策进一步的放宽，元旦当天发布的“一号文件”，肯定了“双包到户”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（注4）。从此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几乎全面放开。

    又过了两年，1983年底的时候，全国农村的双包到户比例，终于占到了生产队总数的97%以上（注5），这一场覆盖全国农村的大变动即告完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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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注1：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（上），人民出版社，1982。

    注2：萧冬连：《探路之役，1978-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9，第96-97页。

    注3：中共中央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的通知，《农业财政政策法律法规手册》，经济科学出版社，1999。

    注4：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，《农业财政政策法律法规手册》，经济科学出版社，1999。

    注5：《中国农村经济》1985年第1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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