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4章 便饭（四） (第3/3页)

没错。危机发生以前，连很多交易对手都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机构究竟有多大风险。”

    周行长放下茶杯。

    “不过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更难解决。”

    “您是说大型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一家机构如果规模太大，涉及的交易对手太多，政府就很难允许它直接破产。但如果每次都救助，又会产生道德风险。”

    “贝尔斯登就是这样。”

    陆泽说，“它获得救助以后，其他机构也开始预期，政府不会允许大型投行倒闭。这样一来，金融机构承担风险时，就会把政府可能提供的支持考虑进去。收益归股东和管理层，出了重大损失，却可能需要政府和纳税人承担。”

    “但不救也不行。”周行长苦笑，“真到了那个时候，要考虑的就不只是这一家机构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所以退出机制必须提前建立。等到危机已经发生，再临时决定救还是不救，就非常被动了。”

    周行长想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“美国还有一个问题，是监管部门太多，职责又有重叠。”

    “这次AIG的问题就很典型。”陆泽说，“SEC负责证券市场，OCC负责国民银行，OTS负责储贷机构，保险业务则主要由各州监管。AIG集团因为旗下有储贷机构，集团层面的监管落在了OTS身上。”

    “而OTS并不擅长监管这么复杂的金融集团。”

    “对。AIG的金融产品部门承担了巨额信用衍生品风险，但负责集团监管的OTS，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和监管资源。美国有那么多监管机构，最后却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充分掌握AIG的整体风险。”

    周行长没有马上说话。

    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所以你认为，问题主要出在金融创新和制度建设的速度不一致？”

    “这是我的判断。”陆泽说，“产品越来越复杂，但相应的定价机制、信息披露、风险处置和监管能力没有及时跟上。”

    “那么，按照你的看法，教训就不是停止金融创新。”

    “至少不能简单得出这个结论。在具备相应的风险评估和处置能力之前，不应该让这些产品的规模扩张得太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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