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65章 便饭（五） (第2/3页)

    “这一点我理解。但现在美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。”

    陆泽放下茶杯。

    “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，美国政府正在大幅增加财政支出，未来财政赤字可能继续扩大。美联储也可能采取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措施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未来几年美国出现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，或者美元持续贬值，那么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，就可能面临实际购买力下降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这方面的风险我们一直在关注。”周行长说，“不过，美国扩大财政赤字，并不意味着美元一定会贬值。至少在危机期间，国际资本也可能因为避险需要流入美国国债市场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短期内美元反而可能走强。美国国债的需求也可能上升。”

    “但如果从未来几年的角度考虑，就需要关注财政赤字和货币扩张会产生什么影响。尤其是美国政府为了稳定金融体系，可能还要承担更多的财政支出。”

    “而对中国来说，即使预期美元资产未来存在风险，也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大规模调整外汇储备。”周行长说。

    他继续解释：

    “这么大的资产规模，如果集中出售美国国债或者机构债，本身就可能影响市场价格。资产出售所得还需要重新配置，而其他市场未必有足够的容量。调整过快，也可能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影响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实际调整空间很有限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储备规模到了这个程度，资产配置就不只是投资收益的问题，还涉及整个外汇市场的稳定。”

    陆泽考虑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。中国为了维持汇率稳定，积累了大量美元资产。现在这些资产的长期价值，又受到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。”

    “尤其是今年，美国的金融机构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，政府正在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救助。中国作为美国债务资产的重要持有者，必须考虑美国未来会采取什么方式承担这些成本。”

    “不过也不能把美国政府的救助成本直接等同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损失。”周行长提醒道，“最终的影响还要看美元汇率、美国通胀、债券价格以及中国自身的资产配置情况。”

    “当然。这里只能说存在风险，具体损失有多大，现在还无法判断。”

    财政部长一直听着。两人谈到这里，他也问了一句：

    “那你的意思是，美国今后可能通过通货膨胀来缓解债务压力？”

    “有这个可能，但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结果。”

    陆泽回答：

    “美国政府可能通过未来的税收、经济增长和财政调整逐步承担债务，也可能通过货币扩张减轻一部分实际负担。最后会采取什么政策，还需要观察。”

    “但无论如何，中国都需要把这些可能性纳入外汇储备的长期风险评估。”

    周行长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两房被接管以后，北京已经多次讨论过美国机构债的风险。美元资产未来的实际价值，也是外汇储备管理中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    不过，正如周行长刚才所说，问题并不只是判断某类资产有没有风险。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规模太大，可供选择的替代市场又很有限。即使看到了潜在问题，调整也需要时间。

    “所以，中国现在这套金融制度，过去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”陆泽继续说道，“它帮助你们维持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。”

    “同时，我们也承担了相应的成本。”周行长接过话。

    “资金配置效率受到影响，外汇储备持续增加，还有美元资产的长期风险。这些问题，我们都有认识。”

    “改革本来就是希望逐步改善现有制度。但美国出了这么大的危机，国内对改革速度和方向产生新的争论，也很正常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我不赞成简单照搬美国的模式，也不认为应该因为这次危机就停止改革。”

    陆泽接着说：

    “过去十年，中国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，需要扩大出口和制造业就业，也需要吸收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。在这样的发展阶段，现有的金融制度总体上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。”

    “但未来十年，情况可能会有很大变化。”

    周行长问：“你主要考虑哪些变化？”

    “首先是经济结构。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可能下降，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的比重可能提高，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人口结构。十年以后，中国的老龄化程度、居民储蓄和投资需求，都可能与现在不同。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，国际金融环境当然也可能发生很大变化。”

    “在这些条件发生变化以后，原来适合中国的政策安排，未必仍然合适。”

    “这一点我基本赞成。”周行长说，“金融制度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。但具体怎么改、改到什么程度，需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判断中国今后应该采取哪一种政策组合。特别是中国经济内部的一些情况，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。”

    周行长喝了一口茶。

    “那你认为，我们现在争论的改革方向问题，应该怎么回答？”

    “我觉得，首先不应该把某一种现成的金融制度当成最终目标。”

    “比如美国？”

    “对。美国有值得学习的经验，也有需要避免的问题。但中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，决定怎样平衡金融稳定、资源配置效率、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市场定价能力。”

    “这些目标之间本来就存在矛盾。资本流动更加自由，可能提高资金配置效率，但也会增加汇率和货币政策管理的难度。加强行政管理能够限制某些风险，却也可能影响市场效率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取舍，而且需要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。”

    “这也是渐进改革的基本思路。”周行长说。

    “我理解。不过我觉得，两者之间还有一点区别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区别？”

    “渐进改革通常意味着，已经确定了希望建立的制度，只是不能一步完成，需要逐步推进。”

    陆泽解释道：

    “但我认为，有些长期目标本身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”

    “例如，可以明确提高市场定价能力、完善金融监管、发展直接融资这些基本方向。但资本账户最终开放到什么程度，银行和资本市场分别应该占多大比重，国家应该对金融体系承担多少隐性担保，这些问题未必需要现在就确定一个永久适用的答案。”

    周行长考虑了一会儿。

    “你的意思是，改革过程中也需要不断评估原先确定的目标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有些改革可以继续推进，有些可能需要暂缓，还有些可能需要改变具体办法。”

    “但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。”周行长说，“金融改革涉及长期制度建设，如果政策方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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