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文 第十九章 诏策的功用 (第2/3页)

诰文书，明显会感到浮浅幼稚。然而汉武帝时，因为皇帝本人就特别尊崇儒家，故在文书言辞上，颇显深邃奥妙。譬如汉武帝策封齐王刘闳、燕王刘旦、广陵王刘胥的文书，类似《尚书》中的训和典，尤其里面劝诫的知识渊博，并且道理适当雅正，堪称后世的楷模。另外，像汉武帝在《赐严助书》中，一边批评他不愿意在宫廷内工作是闹情绪，一边又满足了他回故乡做地方官的心愿，类似这样诏诰充分体现了古代圣贤帝王对人才的恩爱珍惜。至于其他帝王情况，例如汉宣帝在与太原大守陈遂的通信中，尽管上面赫然盖有玉玺印章，但里面竟然提到“我给你的权势俸禄可以抵偿当年我欠下的赌债了吧”。如此调侃，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君主对故旧老友的珍惜厚爱吧。东汉时期，光武帝刘秀于拨乱反正之后，尽管对传统文化赞赏有加，但他个人在言行举止上，却过于轻率任性，甚至有时偏颇的已经过分了。例如在《敕邓禹》中，汉光武帝刘秀说：“司徒尧也，亡贼桀也。”（司徒不但是唐尧，还消灭了坏蛋夏桀。）；另外，他在《玺书赐侯霸》中说：“黄钺一下无处所。”（只要黄钺一下，脑袋可就搬家了。）像这样一类诏诰敕令，不但不合体统，而且就是扰乱法度啊。当东汉进入明帝、章帝时代，由于他们推崇儒学，所以雅正的诏策间或涌现。但在安帝、和帝期间，却因政治松懈涣散，以至于管理礼仪的尚书省官员自身水平都太差，甚至每次颁布诏策，还要请外人代笔。东汉末年建安时节，不仅是文艺繁盛，就连诏策文也容光焕发。例如潘勖的《册魏公九锡文》，十足高雅而又飘逸超群；卫觊的《为汉帝禅位魏王诏》，其中彰显符瑞，尤其耀眼炫目，足以叹为观止。魏晋以后，朝廷颁布诏策都由中书省承担，魏国的刘放（字子弃涿郡人东汉末年举孝廉入仕投奔曹操历任参军事主簿记室）和西晋的张华，都曾担任过中书监。所以他们那时候的敕书诏策，曾经闻名遐迩。在这一期间，魏文帝曹丕的诏书，虽然以辞义的宏伟壮观而闻名于世，但他在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诏书中却说：“作威作福，杀人活人。”（若想作威作福就要杀敌人而活自己），这或许应算是智者万虑必有一失吧。东晋以来，唯有晋明帝重视弘扬文化。所以温峤因为文笔清新，而晋升中书省任职。至此以后，像古代朝廷一贯坚守的谨严诏策制度，逐渐淡薄殆尽。

    毋庸讳言，只要帝王崇尚神圣尊严，而且言行必一，即便端坐高堂之上，依然可以明察秋毫，并能够随时诏诰天下。在如此情况下，其诸侯百官必定望风听命，反而更加谨慎小心，务必依法言行。与此同时，周边万邦属国，才能够真正敬畏信服，才有可能出现积极性合作。所以，古代的选贤择能，特别在加官晋爵时，皇恩或朝廷的诏策作用，如同日月光辉一样，将他们的俊才贤德大白于天下；而颁发的褒奖文书以及封官简策，就像春风化雨一般，滋润培育贤才德能的土壤；至于警戒敕文和劝慰诏诰，恰似群星闪烁的光华，让人们知道谁暗谁明；另外，还有部队命令和军事战书，则要有雷霆万钧的声势；而抚恤灾难或赦免罪责，同样需要春天雨露般的温暖；至于严惩不贷或信赏必罚，确实需要秋天寒霜样的残酷。这一切就是诏策文体的大致分类和写作要点吧。

    除外上述情况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：作为警戒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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