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75章 译场译万卷 (第1/3页)

    长安，西市以北，原弘福寺旧址。

    昔日的梵呗钟鼓之声虽已渐稀，但此地的肃穆与繁忙，却更胜往昔。自太宗皇帝为玄奘法师设立译场、翻译佛经以来，长安便一直是佛教经典汉译的中心之一。然而，如今这片占地广阔、经过大规模改建和扩建的建筑群，其功能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佛经翻译。高大的门楼上，悬挂着由女皇武则天亲笔题写的匾额——“四方译馆”。

    这里，便是李瑾在推动“留学生如潮”计划的同时，奏请设立、并由朝廷正式下文成立的国家级、综合性、大规模翻译机构。它的成立，标志着大唐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整合，从以往主要依赖高僧个人、或零散、被动的状态，进入了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成体系的新阶段。

    译馆的主体建筑由数进宏伟的殿阁和数十间厢房、廊庑组成，按照功能严格分区。东区为“梵蕃典籍译场”，继承和发展了原有的佛经翻译传统，规模更为宏大，制度更为严密；西区则是新设的“诸国文翰译场”，专门负责翻译非佛教的世俗典籍，包括天文、历法、算学、医药、工巧、地理、哲学、律法、乃至文学、史书等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；中区是藏书楼、档案库、誊抄处、校对厅以及总揽事务的“译馆丞”衙署；北区则是供译师、学者居住的馆舍和进行学术讨论的“论议堂”。

    此刻，译馆内各处，都是一片紧张而有序的忙碌景象。空气里弥漫着墨香、纸香，以及淡淡的、来自不同地域的异样气息（香料、羊皮、特殊的墨水味道）。不同语言、不同口音的诵读声、讨论声、辩论声、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交织成一片独特的知识交响。

    在“梵蕃典籍译场”最大的一间殿堂内，数百名僧侣、学者、译语人（精通多种语言的翻译人员）济济一堂，正在进行着规模空前的佛经翻译工程。译场的组织，沿袭并发展了唐代已有的成熟模式，分工极为精细：

    殿堂最前方，设“译主”高座，由精通梵文、于阗文、龟兹文等原文，且佛学造诣高深的高僧担任，如来自天竺的波罗颇迦罗蜜多罗（意译“明知识”）、大唐高僧义净（刚从南海诸国取经归来不久）等，负责宣读和讲解待译经文的原典。

    译主身旁，设“证义”座，由同样博通经论的僧侣担任，负责审查译文是否符合佛理原意，与译主斟酌疑难。

    其下，有“证文”者，负责核对梵本或胡本原文，确保诵读无误；“笔受”者，负责将译主口述的汉文意思记录下来；“缀文”者，负责调整译文词句，使其符合汉文语法和韵律；“润文”者，由文学素养高的官员或文士担任，负责对译文进行文字润色，使其流畅优美；“证梵”者，由精通梵文文法者担任，审查译文的准确性；“校勘”者，最后通读全篇，核对文字、标点。

    一套流程下来，往往需要反复讨论、修改，有时为了一字一词的译法，争论竟日。然而，正是这种严谨甚至繁琐的集体协作，保证了翻译的质量，产生了如《大般若经》、《大宝积经》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汉译佛典。如今，随着更多天竺、西域僧人的到来，以及从“万国博览会”和各国朝贡中获得的更多、更完整的原典，译场的规模和效率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。堆积如山的贝叶经、桦树皮写卷、羊皮卷，正在被有条不紊地转化为整齐的汉文楷书。

    而在“诸国文翰译场”，气氛则更为多样，甚至有些“嘈杂”。这里按照所译典籍的来源和内容，分设不同“曹署”。

    “天竺历算曹”内，几名来自天竺那烂陀寺的僧侣学者，正与几位大唐司天台（天文机构）的官员、以及“格物院”遴选的算学博士，围着一张巨大的算表和图稿，激烈地讨论着。天竺学者带来的是以“悉檀多”体系为代表的天文历算著作，其中包含了精密的三角函数表、行星运动模型、以及独特的“零”的概念和十进制位值制记数法（即后来所称的阿拉伯数字，实起源于印度）。大唐的学者们最初对这些奇特的符号和复杂的计算模型感到困惑，但很快被其严密性和在某些计算上的优越性所吸引。双方通过译语人（兼通梵文、汉文，且懂算学），辅以大量的图示和实物演示，艰难而充满热忱地进行着交流、验证和翻译。一名年轻的“格物院”算学博士，正满脸兴奋地在草稿纸上用天竺数字列式计算，旁边摆着算筹，进行对比验证。

    “大食医方曹”里，气氛则带着浓烈的药草气味。几位大食（阿拉伯）医师，在通晓波斯语、阿拉伯语的译语人协助下，与太医署的医官、“百草回春堂”的药师们一起工作。大食医师带来了深受古希腊医学（尤其是盖伦学说）和波斯、印度医学影响的医学典籍，如《医典》的早期雏形或相关著作，里面充满了关于人体“四体液”平衡的理论、复杂的放血疗法、以及大量来自波斯、西亚、甚至地中海地区的草药知识。太医署的医官们则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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