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0章 光耀照四方 (第1/3页)

    长安的光芒，如同其不夜城的灯火，不仅照亮了自身，更穿透了时空与地域的阻隔，将盛唐文明的璀璨光辉，投射向已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这光芒，非仅武力之耀，更是典章制度、文物衣冠、思想技艺、生活方式所构成的、强大而柔和的文明向心力，如同涟漪，以长安为中心，层层扩散，深刻影响着周边乃至远方的国度，悄然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。

    这影响力的传递，循着几条清晰的路径：官方使节往来、大规模贸易、留学生派遣、宗教传播，以及最潜移默化却也最深刻持久的——技术、知识与生活方式的扩散。

    东北方，新罗与日本（倭国），是最积极、最系统的学习者。

    新罗自善德女王、真德女王时期便全面唐化，至武周时，其“事大以诚”达到顶峰。长安的“天下学馆”中，新罗留学生人数常居外邦之首。他们不仅学习儒家经典、诗词文章，更深入钻研律法、算学、医学、天文、乃至“格物”之学。一批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，携带大量书籍、仪器、图纸，成为新罗朝廷改革的中坚力量。

    新罗王都金城（今庆州），宫室布局、官制名称（如仿唐设省、部、府），皆效法长安。科举制度虽未完全照搬，但以儒家经典取士的原则得以确立。新罗工匠努力学习唐式建筑技法，佛寺的斗拱结构、砖塔形制，明显带有长安风格。货币“乾元重宝”的形制、重量，完全模仿开元通宝，只是加了“东国”或“新罗”字样，与唐钱并行流通。贵族阶层的服饰、礼仪、饮茶风尚，乃至诗歌创作，无不唯唐风是尚。一首在长安流行的诗作，往往数月内便在新罗文人圈中传唱开来。新罗甚至定期派遣“遣唐问礼使”，不仅朝贡，更专门请教典章制度细节，其国史《三国史记》的编撰体例，亦深受唐之正史影响。

    日本（倭国）的“唐化”更为彻底，且因其岛国特性，吸收与改造的痕迹尤为明显。

    自舒明天皇（公元629年）首次派遣“遣唐使”起，至武周时期，遣唐使的规模、频率、目的性都达到高峰。每一次使团归来，都如同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输血。最近的几次遣唐使，不仅满载经史子集、佛经佛像、工艺品，更带回了“格物院”刊印的《农书要略》、《营造法式（简本）》、《千金方（选编）》，以及关于水利、冶金、城市管理的新知。长安的“天下译馆”中，也常有倭国僧人、学者埋头抄录、翻译各类典籍。

    在平城京（奈良），其规划完全模仿长安城，棋盘式街道，宫城（平城宫）位于北端中央，设有朱雀大路，东市西市，甚至街道名称也多有模仿。大宝律令的修订，大量参照《永徽律疏》和武周时期的新制。朝廷设二官八省一台，地方设国郡里，几乎就是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翻版。班田收授法模仿均田制，租庸调制亦步亦趋。就连服饰，天皇与朝臣的礼服也极力模仿唐制，养老律令甚至对官员常服颜色、纹样做了类似唐制的规定。

    文化上，假名文字虽在孕育，但贵族阶层以精通汉文、善作汉诗为最高修养。从长安归来的留学生吉备真备、阿倍仲麻吕（晁衡）等人，在倭国政坛、文坛影响巨大。佛教各宗，如法相宗、华严宗、律宗，均由入唐求法僧道昭、玄昉、鉴真（鉴真此时尚未东渡，但此前已有唐僧、新罗僧传律）等系统传入，寺院建筑、佛像雕塑、宗教仪轨，皆追摹唐风。唐式茶道、香道、雅乐（唐乐）、蹴鞠、围棋，成为倭国上层社会最风雅的娱乐。可以说，此时的日本，正竭尽全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“小唐朝”，其社会文化面貌，由此奠定了未来数百年的基础。

    北方与西北，草原与绿洲的世界，也深刻感受着唐风。

    吐蕃，在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、尺尊公主时代已深受唐文化影响。此时虽与唐时有战和，但文化交流并未断绝。逻些（拉萨）的宫殿建筑，依然能看到汉式屋顶的痕迹。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是吐蕃赞誉（赞普）和贵族梦寐以求的珍品。唐地的医药知识（尤其是治疗高原疾病的经验）、历法、酿酒技术，通过和亲、馈赠、贸易、俘虏的工匠等途径传入吐蕃，改善了当地生活。佛教在吐蕃的弘传，也深深依赖来自汉地的经典翻译（汉译佛经被转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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