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3章 公立图书馆 (第2/3页)

何费用。外借书籍则需有本地有身份之人担保，并缴纳少量押金，限期归还，损坏遗失需赔偿。

    开馆之日，盛况空前。朝廷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仪式，由宰相狄仁杰亲自题写匾额“崇文阁”。馆门一开，早已等候在外的人群——有青衫单薄的寒门士子，有好奇的市井识文断字者，有领着孩童的家长，甚至还有几个穿着干净短褐、眼神中充满好奇的年轻工匠（得益于近年来官府和民间兴办的“夜学”、“匠铺学堂”，工匠识字率有所提升）——如潮水般涌入。他们被那高大整齐的书架、浩瀚如烟的典籍、以及可以自由取阅（在指定区域）的新奇规则所震撼。空气中弥漫着新纸、新墨、新木器的混合气味，以及一种压抑着的、兴奋的低声絮语。

    一位来自剑南道的年轻士子，抚摸着一排排崭新的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眼眶泛红，对同伴低声道：“在家时，为借阅里中乡绅半部《毛诗》，需为其家抄书三月，且不得携出。如今……如今竟可随意取阅，如处宝山……” 他的声音哽咽了。

    在“时文新学阁”，几个国子监的生员围在一套新到的《格物院年刊（精选）》旁，激烈而压低声音地争论着里面关于“滑轮省力原理”的图示和计算。不远处，一个中年书生则对着一本新印的《海外奇物志略》（摘译自拂菻、大食游记）啧啧称奇。

    “蒙学阅览室”里，几个穿着粗布但浆洗得干净的孩子，在一位老塾师的带领下，指着墙上的识字图，发出清脆的跟读声。他们的父母，可能是小贩、匠人或城郊农户，拘谨地站在门外向里张望，脸上交织着期盼与自豪。

    当然，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其成。几个穿着体面、显然是世家子弟的年轻人，带着挑剔的目光在馆内逡巡。其中一人拿起一本“官营印书馆”统一印制的《论语集解》，翻了翻，撇嘴道：“字虽整齐，然匠气过重，失却笔墨神韵。且这注解，只取朱、郑几家稳妥之说，全无新意，更缺先贤精微之论。如此书籍，泛滥于世，恐使后学浅尝辄止，以为学问不过如此。” 另一人则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埋头抄录《史记》选篇的寒士，低声道：“阿堵物（指那寒士）倒也用功，只是这馆内鱼龙混杂，喧哗难免，实非静读深思之地。家中藏书楼，清幽雅静，方是读书所在。”

    他们的议论，代表了一部分高门子弟的态度：矜持，优越，略带不屑。公立图书馆提供的，在他们看来只是“大路货”、“普及本”，真正的学问精髓、珍本善本、独家注释，依然藏于他们的高门深院之中。但他们也隐隐感到，那道将他们与“庶民”区隔开来的、由知识和文化筑起的高墙，正在被凿开一个巨大的缺口。

    长安崇文阁的成功建立与火爆运行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和样板。朝廷政令配合着实际榜样，开始向全国推行。

    在洛阳、扬州、成都、江陵、广州、汴州等大都会，规模稍小的“州立公藏阁”相继建立。它们多利用旧有官舍、寺庙余房或新建简易馆舍改造而成，藏书规模虽不及长安，但经典、正史、实用书籍大体齐备，同样对本地士民开放。尤其是在文风鼎盛的江南、蜀中，公藏阁甫一开放，便读者云集，甚至需要限制每日入馆人数。

    在一些富庶的县，如苏州吴县、越州山阴、宣州宣城等地，“县立公藏阁”也艰难却坚定地建立起来。县令或许将之视为一项政绩，或许迫于上命，但无论如何，一座座拥有数千卷藏书、对本地士子开放的“书库”，开始出现在县衙、学宫旁边，成为当地新的文化地标。哪怕最初只有一两间屋舍，数百部书籍，其象征意义也非同小可。

    然而，推行过程绝非一帆风顺，其中折射出的矛盾与困境，远比长安要复杂得多。

    首先是经费问题。朝廷拨款有限，地方财政大多拮据。修建馆舍、购置书架桌椅、雇佣管理人员的费用，常常需要县令绞尽脑汁，从常平仓余利、地方公廨钱利息、乃至动员本地富户“乐捐”中筹措。有些地方，公藏阁建得简陋不堪，书籍也多是朝廷调拨的那一份，再无余力补充。

    其次是书籍来源与质量。朝廷调拨的多是“官营印书馆”的统一印刷本，虽保证内容准确，但种类相对固定。地方士绅捐赠的书籍，则良莠不齐，多有残缺破损，或内容陈旧。如何有效管理、分类、编目、修补这些书籍，对很多地方小吏来说是全新的挑战，导致书籍流失、损坏严重。

    第三是管理人员与规则。公藏阁的“阁丞”或“管书吏”，多由当地低阶文吏或年老的生员兼任，缺乏专业素养。阅览规则执行松紧不一，有的地方管得过死，将许多真心向学但身份“低微”者拒之门外；有的地方则疏于管理，导致书籍被污损、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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