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3章 公立图书馆 (第1/3页)

    书籍价格的暴跌，如同在干涸的大地上降下甘霖，催生了无数渴望知识的幼苗。然而，对于大多数升斗小民乃至寻常寒门士子而言，即便书价降至数百文，要系统性地获取、阅读、乃至借阅一系列书籍，尤其是那些并非必备但能开阔眼界、增进学识的“杂书”、“要籍”，仍然存在一道无形的门槛——购买力固然是其一，但书籍的持有、储存、流转，同样是个难题。并非所有人都有余钱购置一个像样的书架，更遑论建立起自己的藏书体系。

    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古训，在武则天与李瑾主导的新政中，正在被悄然修正。知识的下移与普及，被视为巩固统治、开发民智、选拔真才的长期国策。在利用“神机印”大规模、低成本印制“正典”、“正书”以占领市场、引导舆论的同时，一项更具制度性、普惠性的配套工程，也随之提上日程，并以惊人的速度和力度推行开来——建立覆盖各州县的“公立图书馆”体系，时称“官立书库”或“公藏阁”。

    这项计划的提出，在朝堂上引发了比“机器印刷”更为复杂的争论。支持者认为，这是彰显朝廷崇文重教、泽被天下的德政，能让更多寒俊有机会读书明理，有利于教化百姓、选拔人才。反对者则忧心忡忡：其一，耗资巨大，需在各州郡县治所修建馆舍、购置书籍、配备管理人员，是一笔持续的财政负担；其二，书籍公开陈列，任人翻阅，尤其是那些“杂书”、“子集”，若被无知小民甚至心怀叵测之徒随意观览，恐生是非，淆乱人心；其三，此举将进一步打破世家大族凭借丰厚藏书而形成的文化优势，动摇“诗书传家”的根本。

    然而，武则天乾纲独断，李瑾极力推动，狄仁杰等务实派大臣亦看出此举对长远文教、稳固基层的益处，最终力排众议。朝廷颁下明诏：于天下诸州治所，设立“州立公藏阁”，由朝廷拨付专款，地方筹措部分钱粮，限期一年内建成；于各紧要、富庶之大县，设“县立公藏阁”，其余县治，亦需辟出固定官舍，设立“公阅书室”，规模可稍小。所有公藏阁、书室，对本地有功名的士子、州县学的生徒、乃至有本地户籍、身家清白、有保人作保的良民开放，准许其在规定时间内入内阅览，部分常用经典、蒙学读物，在严格担保下，可短期外借。书籍来源，主要由朝廷“官营印书馆”统一调拨配发，也鼓励地方官员、士绅捐赠。

    诏令一下，天下震动。尤其是那些渴望读书却苦于无书的寒门子弟，闻之无不欢欣鼓舞，视若甘霖。而许多地方官员，则感到压力与机遇并存——这既是彰显政绩的机会，也是个耗神费力的新差事。

    长安，作为天子脚下、首善之区，自然要率先垂范，树立样板。

    位于皇城东南隅，原本是一处前朝废弃官署的旧址上，一座崭新、朴拙而宏大的建筑拔地而起。这便是全国第一座，也是规模最大、规制最全的“长安公立图书馆”，又称“崇文阁”。建筑风格并不追求华丽，而是注重实用与防火。主体为砖石结构，木构件均经过防火处理，屋顶铺瓦，院内设有数口大缸储水。内部空间高大开阔，以容纳书籍和读者。

    图书馆分为数区：

    “正经正史阁”：收藏朝廷钦定的儒家经典、历代正史、重要律令格式。这里环境最为肃穆，书架高大，典籍多为“官营印书馆”新印的精装本，也有部分募捐或抄录的旧本、善本。阅览者需衣冠整洁，保持安静。

    “百家子集阁”：收藏诸子百家、诗文总集、名家别集、地理方志、医药算学等“杂书”。此处书籍种类最杂，数量也最多，既有新印的廉价本，也有各地收集或捐赠的旧籍。气氛相对宽松一些。

    “时文新学阁”：这是一个颇具争议但也最具活力的区域。收藏近年的科举优秀试卷汇编、时政策论选集、“格物院”刊印的《格物入门》《算术新编》《农器图说》等实用新学书籍，甚至包括“天下译馆”翻译的部分外邦地理、算学著作摘要。这里的书籍更新最快，也最受准备科举的年轻士子和对新学感兴趣的人欢迎。

    “蒙学阅览室”：专为孩童和初识文字者设置，陈列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《孝经》等启蒙读物，以及配有简单图画的识字卡片、道德故事小册。允许低声诵读，常有私塾先生带着学童前来。

    “抄录堂”：为那些无力购买但又急需某些书籍的贫寒士子设立。提供纸笔（需支付低廉成本费），允许他们在馆内抄录所需篇章，但严禁抄录全本（以防冲击书市），且抄录内容需经管理人员过目。

    图书馆设“阁丞”总管，下设“书吏”、“司阍”、“洒扫”等若干员役。入馆阅览需登记姓名、籍贯、事由，但无需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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