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4章 报纸兴舆论 (第1/3页)

    廉价印刷与公立图书馆如同两道水闸，开启了知识的洪流。然而，紧随其后，一股更加湍急、更加难以预测的潮水，已在不经意间漫过堤岸，以更迅猛的姿态，冲刷着帝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——那就是“新闻”与“舆论”的加速传播。一种脱胎于旧有信息载体，却因印刷术革命而获得全新生命力的媒介，开始在长安、洛阳等大都市，以及扬州、成都等繁华商埠悄然兴起，并迅速蔓延。人们沿袭旧称，或呼为“小报”，或称“新闻纸”，更文雅些的，则仿效朝廷的“邸报”，谓之“民间邸抄”。

    在印刷时代之前，信息的传递主要依赖口耳相传、书信往来，以及官方垄断的“邸报”（或称“朝报”、“邸抄”）。邸报由地方派驻京城的进奏院编发，抄录朝廷明发谕旨、官员任免、臣僚奏章（经筛选）等官方信息，通过驿递系统传至各州县，供地方官员阅览，属于严格封闭的官方内部通讯系统，与普通民众无关。民间亦有私下传抄、售卖邸报内容以牟利者，但规模小，速度慢，且风险极高。

    然而，机器印刷术的普及，极大地降低了信息复制的成本，提高了传播速度。同时，公立图书馆和廉价书籍的涌现，客观上提升了城市居民（尤其是士人、商人、手工业者）的识字率和信息需求。一个潜在的、对朝廷动态、官员升降、京城趣闻、地方异事、乃至商品行情抱有浓厚兴趣的“读者市场”正在形成。敏锐的商人，失意的文人，甚至某些别有用心者，迅速抓住了这个机遇。

    最早出现的“民间小报”，形态粗陋，内容混杂。

    它们多由一些识文断字、消息灵通又胆大活跃的市井人物操办。这些人可能曾是落魄书生、退休小吏、商铺账房，或者干脆就是茶馆酒肆的老板。他们利用各种渠道——贿赂进奏院低级吏员以获取邸报“底本”，结交各衙门杂役打听内部消息，从南来北往的客商口中搜集奇闻异事，甚至干脆道听途说、添枝加叶——将所得信息，匆忙整理、润色（或夸大），然后雇人（或自己动手）排版，找有印刷机（往往是小型、简易的木制印刷机，或干脆是手摇印刷机）的作坊快速印制出来。

    这些早期小报，通常只有一两张纸，单面印刷，没有固定报头，往往在头版印上耸动的标题，如“京师快览”、“两都新谈”、“四方异闻录”等。内容包罗万象：朝廷昨日颁布了某条新令的摘要（常常是断章取义）；某位官员外放或回京的传闻；东西两市最新的物价波动；某位名士的新诗句；某坊间发生的奇案（往往被演绎得神乎其神）；来自岭南或西域的珍奇货物消息；甚至还有一些星象占卜、市井笑话、浅白的诗词唱和。

    售卖方式也很灵活：在热闹的市口（如东市、西市）、茶馆、酒楼、书铺门口，由报童（往往是贫家小儿）叫卖，或由走街串巷的小贩兜售，价格极低，通常只需几文钱，甚至可以用一两个饼子换取。购买者则三教九流皆有：关心时政的士子，打听行情的商人，喜好热闹的市民，识几个字想了解“外面世界”的工匠。

    尽管内容粗糙，真伪难辨，时效性也远非“即时”，但比起以往口耳相传的模糊和延迟，这种白纸黑字（虽然可能印得歪斜）、定期（或不定期的，但越来越趋向定期，如三五日一期）出现的信息载体，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它填补了官方信息发布与民间信息需求之间巨大的空白，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、相对快速的、可反复阅读的“外界感知”渠道。

    很快，一些更具野心和资源的势力介入了这个新兴领域。

    首先是某些商业行会。比如长安的丝绸行会、洛阳的漕运行会，他们开始资助或直接创办小报，主要刊登与行业紧密相关的信息：朝廷对商税的最新动向、某地丝绸的产量与价格、漕运关卡的检查情况、新近抵达的胡商采购意向等等。这些“行业小报”内容更精准，读者群固定（行会内部成员及相关商人），虽然发行量可能不大，但实用性强，影响力不容小觑。

    其次是一些与朝中不同派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神秘人物。他们创办的小报，政治色彩浓厚。虽然不敢公然攻击朝廷或武则天本人，但常常通过“报道”某些官员的“政绩”（或“劣迹”），引用某些“匿名士人”的评论，隐晦地表达对某项政策（如公藏阁的建立、对工商业的鼓励）的褒贬，为背后的派系张目或打击对手。这类小报往往文笔更老练，消息来源更“内部”，在士人圈子和中低级官吏中私下流传甚广。

    更有甚者，出现了专门以揭秘官场秘闻、名人隐私、渲染奇情艳事为卖点的“八卦小报”。 这类小报的编撰者深谙市井心理，内容极尽捕

    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

『加入书签，方便阅读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