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6章 卫道者恐慌 (第2/3页)

则仕”这一士人独享晋升通道的亵渎。

    “贵贱失序，伦常颠倒！” 在一次清流私下聚会中，一位以耿直敢谏闻名的御史中丞愤然道，“农不安于畎亩，竞逐商利；工不专于技艺，妄谈国是；商不通于有无，结交官府。更有那等粗通文墨的市井之徒，竟敢在茶楼酒肆，手持那劳什子‘新闻纸’，议论朝廷任免，臧否宰辅得失！朝廷明发诏令，自有台谏规谏，百官奏对，何时轮到此等贱役置喙？此风一开，下凌上，贱议贵，国之大忌！ 昔日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今之‘新闻纸’、‘私论集’，实为滋生乱臣贼子之温床！”

    他们恐惧的，是一种秩序的崩坏。当商人凭借财富开始影响舆论（通过资助小报），当工匠凭借技术可能获得地位，当识字的平民开始议论国事，那曾经清晰稳定的“士农工商”金字塔结构，便开始变得模糊、松动。他们作为塔尖的优越感和安全感，正在迅速流失。

    更深层的恐惧，则是对整个文明价值体系可能被颠覆的末世感。 在卫道者们看来，当前种种乱象——经典被轻慢，圣人之言被曲解，士农工商界限模糊，乃至女子干政（虽然他们不敢明言武则天）、新学（格物）盛行、奇谈怪论（如质疑天人感应）迭出——并非孤立事件，而是一个整体的、系统性的“礼崩乐坏”过程。这让他们想起了春秋战国的“百家争鸣”（在他们看来是思想混乱的先兆），想起了东汉末年的清议误国，想起了魏晋的玄学清谈导致纲纪松弛。

    “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” 一位致仕的东宫旧臣，在给同党的密信中写道，“今之所谓‘新学’、‘新闻’、‘新思’，实乃披着华美外衣的名教罪人、斯文蠢贼！彼等毁弃六经，非议先王，崇尚机巧，鼓吹货利，动摇君臣父子之纲常，蛊惑小民僭越犯上之心。此与昔年王莽篡汉前之‘符命’、‘谶纬’乱象何异？不过是以新乱旧，以夷变夏之渐也！若任其滋蔓，则我华夏千年礼乐冠裳，将尽沦为腥膻夷狄矣！”

    这种恐慌带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明优越感，将一切新变化都视为对古老、完美、永恒之“道”的背叛和威胁。在他们眼中，武则天和李瑾推动的这些变革，尤其是鼓励知识传播和新思潮的做法，不是在“开启民智”、“富国强兵”，而是在自毁长城，动摇国本。

    恐慌催生了行动。 这些感到切身之痛的卫道者们，并未坐以待毙。他们的反击是多层次、有组织的。

    在学术层面，以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为首的一批大儒，开始加紧编纂、刊印“正统”的经典注疏，试图以权威的、官方的解释，来对抗市面流传的各种“异端邪说”。他们向皇帝上疏，请求严查民间私撰经典解义，凡有悖离汉唐古注、妄立新说者，一概禁毁，并治作者之罪。同时，在国子监和各级官学中，加强经学教育，强调“恪守古训，勿尚新奇”，严厉批判“格物院”所授的“奇技淫巧”之学为“玩物丧志”、“舍本逐末”。

    在舆论层面，他们也开始利用新工具。一些与清流士大夫关系密切的文人，受命或主动创办了一些“高雅”的小型刊物或文集，如《正道月刊》、《经义辨微》等，以精良的印刷、典雅的文字，刊载捍卫儒家正统、抨击“离经叛道”言论的文章，在士人圈中流传，试图夺回话语权。同时，他们利用自身在士林和官场的影响力，私下串联，通过书信、诗会、清谈等形式，表达对时下“乱象”的忧惧，形成一种强大的保守舆论压力。

    在政治层面，他们的反击更为直接。不断有御史、言官上疏，痛陈“印刷泛滥，邪说横行”之害，要求朝廷严厉取缔未经许可的民间印刷作坊，查禁所有“谤讪朝政、亵渎经典、蛊惑人心”的书籍、小报、文集，并重建严格的书籍审查制度。他们攻击公立图书馆“藏污纳垢，使圣贤之书与淫词艳曲同列”，要求加强管理，甚至只对有功名的士子开放。更有甚者，将矛头隐隐指向推动这些政策的背后之人，指桑骂槐地批评“有司惑于奇技，好大喜功，不务修明圣学，反使大道蒙尘”。

    太极宫两仪殿内，一场小范围的御前会议气氛凝重。武则天端坐御榻，李瑾、狄仁杰、新任礼部尚书裴行俭（虚构，代表较开明的正统官员），以及被特意召来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在座。案头堆满了从各地搜集来的各种“问题”出版物，以及言官们要求严查严禁的奏疏。

    孔颖达须发皆白，面容肃穆，慷慨陈词，将市面流传的各种“异端邪说”批驳得体无完肤，最后老泪纵横，伏地叩首：“陛下！圣人设教，以为人极。经籍者，圣人之心画；义理者，天下之纲维。 今机器印刷，使典籍流于市井，贱役得以亵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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