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泥泞 (第1/3页)

    义遵的黄昏，是从工厂烟囱吐出的最后一口浊气开始的。

    2003年的西南边陲，这座被石灰岩山体环抱的小城，总像一锅将沸未沸的油。热气从柏油路面蒸腾起来，混合着柴油尾气和路边摊辣椒的焦香，黏在每一个行人的皮肤上，再被傍晚六点半的夕阳烤成一层看不见的壳。

    孟江林就在这层壳里走着。

    他十四岁，个子比同龄人矮上半头，瘦得像根没长开的竹子。身上那件洗得发灰的蓝T恤，肩线歪斜地挂在锁骨上——这是去年爷爷在镇集地摊上买的，十块钱两件，另一件是屎黄色，他死活不肯穿。袖子短了，露出的手腕骨节突出，上面有两道浅白色的疤，一道是五岁时在梨园村爬枣树摔的，一道是去年在汽修厂被排气管烫的。

    沈帅走在他前面半步。十五岁的沈帅，比孟江林高出一寸，也胖出一圈。他留着当时最流行的“古惑仔”式长发，用两块钱一罐的发胶将额前几缕挑染成枯草黄——染发剂是偷的，从老板娘女儿的抽屉里。发尾扫在肩胛骨上，汗湿了，黏在印着英文脏话的黑色T恤上。那T恤紧绷在微凸的小腹上，下摆卷起，露出一截后腰的皮肤，贴着一块脏兮兮的膏药。是上周在工地搬水泥时，被钢筋划了一道，两人凑了八块钱去诊所买的，赊了三块。

    “记好，”沈帅没回头，声音从前面飘过来，混着劣质香烟的味道，“到了地方别说话，屁都别放。跟着我站，我站哪儿你站哪儿。眼睛看地上，别跟人对视。就当自己是根棍子，杵那儿就行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孟江林应了一声。他的声音还没完全变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、刻意压低的沙哑。嗓子眼发干，他咽了口唾沫，喉结上下滚动，像颗卡在窄颈瓶里的玻璃珠。

    “五十块。”沈帅停下脚步，转过身。夕阳正好斜射在他的脸上，那张还留着青春痘疤痕的脸一半在光里，一半在阴影中，像戴了半张面具。“站完就结，现金。鸡哥的人，靠谱。”

    孟江林没说话。五十块。他在心里又算了一遍。他在城西老陈汽修厂当学徒，一个月三百。包吃住——住的是厂房隔壁用石棉瓦搭的棚屋，八个人挤通铺，夏天像蒸笼，冬天像冰窖；吃的是老板娘每天收摊前从菜市场捡回来的菜叶子，和肥膘肉一起炖成大锅菜，油星漂在汤面上，腻乎乎的，像死鱼翻白的肚皮。

    三百块，他要寄两百二回家。每个月五号，邮局那个秃顶的老头都会用圆珠笔在汇款单上划拉，字迹洇开，像爬行的虫。上个月的信是奶奶托村支书写的，只有半页纸：“你爷的风湿又犯了，抓药花了六十三块八。房顶漏雨，瓦片滑下来砸了灶台，买瓦要四十。鸡蛋涨到三毛一个，舍不得吃。你在外头，好好的。”

    他在“好好的”三个字上盯了很久。墨水的蓝色很淡，像是被水泡过。奶奶不识字，这应该是村支书照着她的话写的。好好的。什么叫好好的？他盯着自己开裂的鞋尖，左脚大拇指的袜子又破了个洞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污。

    剩下八十块，要撑一个月。肥皂、牙膏、偶尔的一包最便宜的红梅——和沈帅分着抽，一根烟抽到过滤嘴烧手才舍得扔。上个星期，沈帅偷了工头半包芙蓉王，两人躲在厕所里分，被逮住了，一人扣二十。那之后的三天，他们每顿只敢打半勺饭，晚上饿得胃抽搐，就爬起来对着水龙头灌自来水，喝到肚子鼓起来，走路都能听见水在晃。

    所以下午沈帅凑到他耳边，热气喷在耳廓上，说“有个活，凑个人头，五十，现结”时，孟江林只沉默了三秒。

    “犯法吗？”他问，声音压得比沈帅还低。

    “不算。”沈帅眨眨眼，眼白上有血丝，“就站那儿，充个数。人多了，对面就怕了，打不起来。鸡哥说了，就是摆个阵仗。”

    “要是……万一打起来了呢？”

    “跑啊！”沈帅笑了，露出被烟熏黄的虎牙，“咱们站后头，见势不对就溜。五十块呢小林，够咱俩在录像厅混一个月了，还能加瓶可乐。”

    可乐。孟江林舔了舔干裂的嘴唇。他上次喝可乐是两年前，过年时村里小卖部进了两箱，爷爷偷偷给他留了一罐。冰镇的，铝罐外面凝着水珠，一口下去，气冲得鼻子发酸，甜得齁嗓子。他小口小口喝了三天，最后一口时，汽早就跑光了，只剩糖水，他还是舍不得，含在嘴里好久才咽下去。

    “行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现在，他们正穿过一片城乡结合部的自建房。红砖裸露的墙面，有些砖缝里长出顽强的草，在晚风里抖。窗户外挂着褪色的内衣、工装裤、小孩的开裆裤。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，电线上晾晒的床单垂下来，蹭过孟江林的脸，有股肥皂和霉味混合的怪味。远处，火车轧过铁轨的声音闷闷地传来，咣当，咣当，像这座城市的鼾声。

    孟江林忽然想起梨园村。这个时间，奶奶应该正在小卖部柜台后面，就着昏黄的灯泡，用那副断了腿、用胶布缠了又缠的老花镜，对一天的账。五毛的酱油，一块的盐，三块的烟。爷爷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，抽着旱烟，看着村口那条土路。那条路，妈妈就是顺着它走的，在他一个月大，还没断奶的时候。精神病，村里人都这么说。说她在月子里突然就疯了，半夜爬起来，光着脚往外跑，再也没回来。爸爸出去找，找了一年，回来时整个人瘦脱了形，说找不着。过完年，他也背上编织袋走了，去广东打工。第一年还寄钱，后来信越来越少，再后来，就没音讯了。

    爷爷奶奶从不提这些。他们只是开着小卖部，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点。孟江林从小就在柜台后面写作业，闻着酱油、咸菜和廉价糖果混合的味道。奶奶有时会摸着他的头，叹口气，说：“我娃命苦。”爷爷听见了，就重重地咳嗽一声，往地上吐口痰，说：“苦啥苦，有吃有穿，好好念书。”

    可他没念下去。初二那年，爷爷风湿犯了，下不了床。小卖部的货没人进，奶奶一个人搬不动五十斤的米袋。他退了学，跟着村里人去镇上学汽修，后来师傅的亲戚在义遵开了厂，把他带了出来。走的那天，奶奶往他包里塞了五个煮鸡蛋，用旧手帕包着，还温着。爷爷坐在门槛上，没回头，只是挥了挥手，说：“好好的。”

    好好的。

    “到了。”沈帅说，声音有点发紧。

    孟江林猛地回过神。

    新江巷其实不是一条巷，而是一片被违章建筑挤出来的空地。以前大概是块荒地，现在被各种石棉瓦、铁皮和塑料布搭的棚子占据，像一块长满烂疮的皮肤。地上满是碎砖、烟头、用过的避孕套、干涸的尿渍，在昏光下泛着可疑的油光。几盏路灯坏了，只剩一盏还亮着，灯泡上糊着厚厚的灰和死虫子，光线昏黄得像濒死者的喘息，勉强照亮空地中央一小圈。

    空地上已经站了十几个人。

    孟江林的第一反应是想吐。胃里那点白菜炖粉条翻腾上来，酸水冲进喉咙，他用力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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