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章 琴房的午后 (第2/3页)
“不拼命,怎么对得起这机会?”她看着我,眼睛里有血丝,但眼神清澈,“陈教授是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学生,是国宝级的人物。退休这么多年,多少人想跟他学,他都不收。我能有机会,是运气,也是缘分。我不能浪费。不能。”
我还想说什么,但陈教授端着两杯茶进来了。他把一杯递给若宁:“喝点热的,加了一点点蜂蜜,补充体力。”
“谢谢教授。”
“不谢。你很有毅力,这点我欣赏。”陈教授坐下,喝了口茶,“但光有毅力不够,还得有智慧。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,什么时候该放松。现在,休息时间结束。我们继续。”
下半场,陈教授开始调整她的运弓。这次他让若宁把弓子放在弦上,然后自己站在她身后,握住她的右手,带着她做动作。那是一个很亲密的姿势,但陈教授做得很自然,完全是教学的态度。
“感受这个力量。不是往下压,是往前送。像流水,像风,自然而然。你的手只是引导者,不是主宰者。让弓子自己走,你跟着它。”
“这里,手腕要有一个微小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翻转,看见没?这样声音才会圆润,不会发扁。”
“放松,你的小指又绷紧了。放松,让它自然地搭在弓杆上,像……像鸟停在树枝上,随时可以飞走,但又很稳。”
若宁闭着眼睛,努力感受。汗水从她的鬓角流下来,沿着脖子流进衣领,在锁骨处积成一小汪。她的嘴唇抿得很紧,下唇被咬得发白,像是在忍受巨大的痛苦。偶尔,她的身体会不受控制地颤抖一下,那是肌肉极度疲劳后的痉挛。
我知道,那不仅仅是身体的累,更是心理的颠覆。七年来深信不疑的东西被全盘推翻,要在一小时内重建,那种迷茫和挣扎,我能体会——就像我写小说,写到十万字时突然发现结构有问题,必须全部重写。那种感觉,就像站在废墟上,要一砖一瓦重建家园,而时间还在催。
但若宁撑下来了。两个小时后,当陈教授终于说出“今天就到这里”时,若宁几乎是从椅子上滑下来的。我赶紧扶住她,她靠在我身上,腿软得站不住。
陈教授看着她,脸上终于露出了今天第一个真正的笑容——不是客套的笑,是欣赏的、欣慰的笑。
“不错。有悟性,能吃苦,最重要的是,有‘心’。很多学生技巧没问题,但没‘心’,拉出来的音乐是死的。你有‘心’,这就够了。技巧可以练,‘心’是练不出来的。”他顿了顿,“明天继续,还是这个时间。有问题吗?”
“没、没问题……”若宁的声音虚弱但坚定。
“回去之后,今天教的动作,每个练一百遍。但要记住,质量比数量重要。宁可慢慢做对一次,不要快快做错一百次。练的时候,想着我今天说的话:松弛,自然,流动。”
“记住了。”
“还有,背疼的药继续用,理疗继续做。练琴前要热身——我教你几个动作,你记一下。”陈教授示范了几个简单的拉伸动作,“练完要拉伸,要热敷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别把本钱赔光了。你还年轻,路还长,别为了眼前的一场音乐会,把未来的路都走窄了。”
“好。”
“另外,”陈教授转向我,语气严肃,“你是她丈夫,要多照顾她。别让她硬撑,疼就说,累了就歇。你们年轻人,总觉得自己身体好,拼命透支。等真出问题,后悔就晚了。我见过太多有才华的孩子,因为不懂爱惜身体,早早结束演奏生涯。我不希望她成为其中一个。”
“知道了,谢谢教授。”我扶紧若宁,郑重地点头。
走出琴房,下楼梯时,若宁的腿抖得厉害,几乎迈不开步。我半扶半抱地搂着她,一级一级往下挪。老教学楼的楼梯很窄,墙壁斑驳,墙上挂着历届优秀毕业生的照片,其中一张是若宁的——她毕业那年拍的,穿着学士服,抱着大提琴,笑得很灿烂。照片已经有点褪色了,但笑容依然明亮。
“看,那是你。”我轻声说。
若宁抬头看了一眼,嘴角勉强扯出一个笑容:“那时候……真年轻。”
“现在也年轻。”
“现在老了,也累了。”
“累就歇着,不丢人。”
“嗯。”
走到二楼转角,有间琴房的门开着,里面有个学生在练钢琴,弹的是肖邦的《革命练习曲》,弹得磕磕绊绊,但很用力。琴声从门缝里飘出来,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。若宁停了一下,侧耳听了听。
“弹得不好。”她轻声说。
“但很用力。”
“光用力没用。得用对力。”
“你也是。别太用力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,继续往下走。但脚步似乎稳了一些。
走到一楼,走出教学楼。下午的阳光已经西斜,把整个校园染成金黄色。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,砰砰的拍球声和呼喊声远远传来。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,空气里有青草和尘土的味道。
若宁深吸了一口气,像要把这自由的空气都吸进肺里。
“还是外面好。”她说,“琴房里……太压抑了。”
“但你必须回去。”
“嗯,必须回去。”她转头看我,“深,我是不是很傻?明明可以轻松一点,非要选最难的路。”
“是有点傻。但我就喜欢你这么傻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……真实。不做作,不敷衍,对自己诚实,对音乐诚实。这样的人,现在不多了。”
她笑了,这次是真正的笑,尽管很疲惫,但眼里有光:“你就会说好听的。”
“说好听的你也不爱听?”
“爱听。你多说点,我就能多撑一会儿。”
“好,回家慢慢说,说一辈子。”
走到停车场,我把她扶上车,系好安全带。她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,头一靠上椅背,就睡着了。呼吸很沉,很重,眉头还微微皱着,像梦里还在练琴,还在找那个“最自然”的姿势。
我发动车子,开得很慢,很稳。后视镜里,音乐学院的老教学楼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,尖顶的钟楼指向天空,钟面上的指针停在四点半。那是若宁梦想开始的地方——七年前,她从这里毕业,抱着大提琴,走进社会。也是今天,她重新开始的地方——在这里,她打碎过去的自己,准备重塑一个新的、更好的自己。
回家的路上,若宁一直睡着。等红灯时,我看着她疲惫的睡脸,心里那团乱麻又缠得更紧了。
心疼是肯定的。看着她那么辛苦,恨不得替她受苦,替她累。可我知道,有些苦,替不了。就像写作的苦,别人替不了。那是创作者必须独自穿越的黑暗,必须独自攀爬的高山。旁人能做的,只是在山脚下等着,准备热茶和拥抱,但路,得自己走。
但更多的是……一种复杂的、难以言说的情绪。像是看到了某种宿命——艺术家的宿命,或者说是所有真心热爱某件事的人的宿命。注定要为所爱的东西承受痛苦,注定要在自我怀疑和重建中反复挣扎,注定要经历“毁灭-重生”的循环,像凤凰涅槃,不烧成灰,就不能重生。
若宁是这样,我呢?写作不也是这样吗?一个字一个字地磨,一段一段地改,推翻,重来,再推翻,再重来。有时候写到怀疑人生,对着空白文档发呆,问自己“我到底在干什么”“我写的这些垃圾有人看吗”“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写作”。可第二天,还是会坐到电脑前,继续写。因为除了这个,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因为痛苦本身,就是创作的一部分——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没有痛苦的创作,是轻浮的;没有挣扎的艺术,是肤浅的。
车开进小区,若宁醒了。她揉着眼睛,看了看窗外熟悉的景色。
“到家了?”
“嗯。能走吗?”
“能。”
她下车,腿还是软,我扶着她。五月的傍晚,风很温柔,带着晚饭的香气——谁家在炒辣椒,呛人的香味飘过来。小区花园里,几个老人在下棋,争吵声很大。孩子们在玩滑板车,尖叫着从我们身边掠过。
平凡的人间烟火,和琴房里那个艺术的世界,像两个平行宇宙。而现在,若宁刚从那个宇宙回来,带着满身的疲惫和伤痛,回到这个有油烟味、有争吵声、有孩子笑声的宇宙。
电梯里,她靠在我肩上,闭着眼睛。电梯的灯是冷白色的,照在她脸上,显得更加苍白。我能看见她睫毛上还沾着一点点泪痕——不知道是疼出来的,还是累出来的。
“深,”她突然开口,声音很轻,像梦呓,“我今天……是不是很没用?”
“胡说什么。”我把她搂紧了些,“你今天很厉害,陈教授都夸你了。他说你有‘心’,这是最高的评价。”
“可我觉得……我什么都不会。拉了七年琴,姿势全是错的。那我这七年,在拉什么?在浪费什么?”
“在拉音乐。”我看着她,很认真地说,“姿势错了,但音乐没错。你想想,你这七年,开过多少场音乐会?教过多少学生?有多少观众被你感动,被你治愈?那些感动和治愈,是真实的,不会因为你的姿势错了就消失。音乐最重要的是心,不是技巧。你有心,技巧可以改。但有些人有技巧,没心,那才是真的完了。你只是……需要把技巧调整到和你的心匹配的程度。就像好马配好鞍,你是千里马,只是鞍子有点歪,调整一下就好了。”
她睁开眼看我,眼睛里有水光,但没流出来:“你真的这么想?”
“真的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?”
“你经常骗我。我说我胖了,你说没有。我说我丑了,你说好看。我说我拉得不好,你说好听。”
“那些不是骗,是爱。”我笑了,“因为爱你,所以看你什么都好。但今天这话,不是出于爱,是出于客观判断。若宁,你拉琴的样子,是有灵魂的。我看过那么多音乐会,听过那么多演奏,能让我起鸡皮疙瘩的,不多。你是其中一个。这跟姿势无关,跟技巧无关,是灵魂在发声。而灵魂,是改不掉的,也学不来的。”
她看着我,看了很久,然后眼泪终于流下来,但嘴角是笑着的:“深,你真好。嫁给你,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”
“娶你也是。”
电梯到了,门开。我们走出去,家门口,夏天正坐在地上玩拼图。听见声音,她抬头,看见我们,立刻扔下拼图跑过来。
“妈妈!爸爸!”
“哎,宝贝。”若宁蹲下抱她,但蹲到一半,皱了皱眉,倒抽一口冷气,没蹲下去。
“妈妈你怎么了?”夏天的小脸上写满了担忧。
“妈妈……腿疼,腰疼,哪儿都疼。”
“我给妈妈呼呼!”夏天又鼓起她的小脸,像只小河豚,对着若宁的腿、腰、背,到处呼呼,很认真,很用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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