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医与西医的分叉 转贴 (第2/3页)

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种能被医生真正治愈的疾病”（第216页）。

    西药也好不到哪里去。1869年伦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，“以每35秒钟一个病人的度…（病人）被打走时带上了剂量可疑的药物”，“它们基本上由通便剂组成”（第222页）。19oo年前后，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，“他们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”。这些老医生不但没有听说过年轻的竞争者所用的“新型”治疗方法，而且由衷地相信，“年轻医生最终会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病人吐和泻的药物”（第223页）。

    那时中西之间的最大区别，也许不过就是西方世界还缺一个像鲁迅这样观察入微、下笔毫不留情的文豪。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，1911年他写下《医生的困境》，说“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、购得一个铜招牌后，医生很快现自己开的处方无非是：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，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；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，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；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、大大的火炉、厚重的外套，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，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”！

    就是说，传统西医也毫无“科学”而言。先进而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医所作的批判，对18世纪以前的西医，差不多全部适用。在很多方面，传统西医之“不科学”，远甚于传统中医。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科学水平大幅拉开来的，不过生在近现代而已。《剑桥医学史》小结到，“（西）医学展的全盛时期大约从185o年开始。……从那以后，麻醉学和消毒学的展促进了手术的展；公共卫生促进了公众健康；细菌学解释了病因学；实验医学也有所成就；并且磺胺类的药物和抗生素引了药物学的革命。致命性的疾病也能治疗了，平均寿命增长了。医学和社会的关系如同度蜜月一般亲密”（第176页）。是的，显微镜、温度计、x－线、听诊器和心电仪等也是在19世纪后半期，才普遍进入西方国家的初级保健。

    这前后究竟生了什么？长话短说，就是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，而中国依然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。人口和资源积聚的模式，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。我们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，是分工依赖市场规模，而市场规模先依赖人口和资源的积聚。当9o％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，社会既不需要、也无从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。在此基点上，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，结果就是科学革命与昔日辉煌的中华帝国渐行渐远。越来越落后的，又何止中医一家？

    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。广义地说，一切理论都是以“假说”、“猜想”的形态存在的。问题是，是不是把理论——假说和猜想——置于不断经受检验的地位，并不断创造条件验证这些理论，不断推陈出新，以逼近更高的对规律的认识水平。从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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